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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報【（劉茉琳╱廣東技術師範學院文學院教師）】

在大陸讀過一些台灣文學的書籍，感受到兩岸之間的差異與距離，赴台之前我曾以為自己對台灣文學有些理解，或者說瞭解，不至於到那邊人家一問三不知。但是真正在台灣讀到當地出版的文學史、歷史以及文化類書籍，我才發現這個「理解」真是我的一廂情願，與其說理解，不如說「離解」。

受再殖民理論震撼

先從一個小說說起：

1960年代台灣經濟騰飛，當時對日本商業經濟有很大的依賴成分，許多台灣年輕人對日本文化的認可，與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傷痛形成了嚴重的矛盾。黃春明的小說《莎喲娜啦.再見》講到一位公司小職員黃某接待幾位日本商人，被迫帶他們到花蓮找陪侍小姐，黃某覺得心裡很不舒服有受辱之感。在第二天從花蓮回到台北的火車上他們遇到一位對日本人崇拜有餘的台灣學生，黃某為學生與日本商人之間作翻譯，趁此機會把日本商人揶揄了一通，用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等事件指責這些日本人。

我在大陸讀過這篇小說，當時覺得小說寫得很有意思，印象深刻。沒想到在台灣讀選評本竟看到了完全不同的評價。

有人批評黃春明對台灣的歷史漠視、對於台灣的歷史竟然如遺忘一般毫不提及，反而去提「遙遠的南京」所遭受的痛苦。

更深一層，有人指出，黃春明一代的台灣作家，由於是接受國民黨遷台後的歷史教育，在國民黨意識形態控制下的歷史書，完全是把中國大陸的歷史移植過去，學生們深處台灣，卻熟悉大陸近代歷史，反而對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非常漠然。

有些台灣學者提出這是國民黨對台灣的再殖民，這種再殖民對台灣民眾的文化、思想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這個「再殖民」的理論我是到台灣以後才學習到的，心裡頗有震驚之感。說老實話，大陸學子如今還是學習1985年的人教版歷史書，書上的蔣介石就是一反面形象，1949前夕去台的胡適也只在新文化運動裡跑個龍套，傅斯年等人有沒有在歷史書裡出現，我都沒有印象了。

赴台之後，雖然對台灣的歷史瞭解更多，關於228事件引起的民眾與國民黨以及大陸人的矛盾也有瞭解，但我真沒有想到會有人用「再殖民」一詞來界定這個歷史。

學習台灣史我一開始是靠讀書本，後來一段時間，我發現瀏覽雜誌是最好的辦法。雜誌上的文章雖然也經過篩選，但畢竟是短期出版物，直接瀏覽雜誌往往能還原當時情景，對於瞭解不同的歷史文化有很大的幫助。

本就有一定的距離

不僅是「再殖民」的概念，對於大陸情況，台灣作家與批評家也一直有關照，但描述的與評論的，肯定都與我們所見到的有所區別。比如1989年之後，蕭蕭發表一文章，有這樣的語句：「一次大陸天安門事件，台灣在短時間內湧出兩百多首詩，然而，面對台灣的520事件、野百合廣場，詩人有提供了什麼聲音？有人說時間之大小不能相模擬，我們承認11億與兩千萬相差了太多的零，然而，事件之遠近又如何調適呢？一千公里外的火山與十公里外的火災，到底我們的心我們的眼對著什麼樣的光與熱？」

當台灣詩人與作家面對蕭蕭這樣的質問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們心裡是怎樣感受；那麼，大陸的學子們又作何想法呢？

在《台灣文學季刊》上，我曾讀到一篇蔡源煌的文章，裡面提到「接觸過大陸所作的台灣文學研究資料的人就知道，在作家屬性的歸類劃分問題的分析上，大陸的研究資料往往叫人啼笑皆非。究其癥結，研究者對資料的掌握不夠周延，對現象的駕馭不夠嫻熟，以至於對問題的看法荒腔走板。」

雖然這是一篇比較早的文章，但是稍微關心台灣文學的人都知道，這裡面提到的癥結，只怕是並沒有得到解決，我們對台灣文學的關心是出於一種怎樣的目的，又籠罩在怎樣的意識形態下，我們所能得到的資源經過怎樣的篩選，又被改成何等模樣，這些恐怕都是應該估計在研究評論之中的「自然損耗」因素。

兩岸不僅各自經歷60年歷史，在不同的意識形態籠罩下的社會、思想、文化、文學都有很大的不同；更何況，台灣本來就與大陸有著一定的距離，這種文化差異我們在大陸本土並不陌生，比如從福建到西藏，從吉林到雲南，文化差距都是很大的。

被迫戴上有色眼鏡

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對立導致了從根源上的思想區別，這就好比兩岸人都被迫戴上了不同的有色眼鏡看這個世界，大陸戴的是紅色的，台灣戴的是藍色的，大家都已經習慣了這樣的世界基色，即使有一天從大陸跑到台灣，也是戴著這紅色眼鏡去的，想要去掉這副眼鏡可不是象拿掉隱形眼鏡那麼簡單。

對於我來說，這裡的詭異經驗就是我本是一戴著紅色眼鏡的孩子，此番赴台看到一些用藍色眼鏡甚至綠色眼鏡看世界寫下來的書，便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我不能說我可以主動拋棄紅色眼鏡，因為這無法選擇，但是我看到了不同有色眼鏡交織的效果，這種效果，大概就是從「離解」到「理解」的中間地帶了。